【小铁新声】布丁:对预付卡的思考不能局限于疫情当下+ 查看更多
“小姐你办卡吗,有优惠哦!”
“先生您办个卡吧,划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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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大家都办了不少卡,健身、美容、理发、餐饮、商超等等,疫情期间大家都待在家里很长一段时间没去消费了,卡都还在,就是想知道...店还在吗?
本期来稿的作者——帅气的布丁同学,他与我们分享了他对消费预付卡问题的一些思考,还特地买了本书回来研究,非常的用心,想必思考了不少。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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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司撑不下去了,各自安好,不用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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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新冠肺炎如洪水般席卷全球,各种实体行业都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打击,许多行业即将面临重新洗牌。根据“天眼查”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企业大数据》,我国约有46万家企业在此期间注销或吊销, 其中有47%的是已经持续经营了三年以上的企业,可见疫情对企业的影响之大。
这段时间,不少教育机构倒闭,Mary和Lucy老师回村成了翠花,理发店关门歇业,Tony老师也回村变回了狗剩。 疫情对企业的影响显而易见,也同样冲击着消费者。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仅仅是它们的消费欲望无法满足,但是“预”消费者就可能需要直接面对财富不翼而飞的局面。

家政、健身、教育培训等预付费类消费场所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营业,它们之前销售的各类“预付卡”不翼而飞,“预”消费者没处消费,可以称得上是苦不堪言。根据数据显示,仅2020年1月20日至2月29日期间,中国消费者协会共计受理了疫情相关的投诉180,972件,几乎相当于2019年全年所有投诉的四分之一。
长久以来,预消费领域问题丛生,各种跑路违约屡见不鲜。疫情只是催化了沉疴宿疾的爆发,欲求此痼疾的灵丹妙药,就当从它的载体——“预付卡”说起。
预付卡又常称消费卡,此文主要讨论“单用途预付卡”以及同样带有预付性质的消费卡(下文简称预付卡),其主要以盈利为目的,由商家发行的并只能在在自有渠道进行使用,市面上主要以超市购物卡、理发美容卡、健身房卡、课时卡等形式存在,目前在市场上占有非常大的比重, 不夸张地说,对于美容、健身、教育行业来说,预付绝对是主流的支付方式。

对于发行预付卡的商家来说,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市场竞争方面,预付卡能使办卡消费者在未来的一定时间里会以该商家为主要消费机构,也就是说,消费者将会有更多的动力来到已经充值的商家处消费, 这帮助商家提前锁定了消费并占据市场。另一方面,预付卡的资金可以使得商家手握大量资金, 这可以用于扩张规模,进一步提升商业影响力和品牌号召力。而且,在预付卡金额形式规则的制定上,商家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因此,预付卡的使用给商家带来了诸多好处。
相反,从消费者角度来看,预付卡用途单一,在消费场所上没有太大的选择性。并且商家往往为了推动消费者办卡,会有意将单次消费的价格定得相比于常规高很多的价格, 这使得消费者很难有不办卡的自由,有的仅仅是在哪里办卡的自由罢了。

不仅如此, 预付卡本身门槛低、自由度高的特点加上国内相应的管理体系不够完善明确,造成了消费者投诉率高、市场混乱等现象。如果商家倒闭关门,“预”消费者提前支付的资金将会无法消费。另外,由于很多商家并无法使用科学的财务管理思维来看待预收的资金, 他们可能会不加控制地将预收的资金拿来偿还前期投入或是扩大规模,这使得倒闭关门的商家账上往往不太可能有充足的现金,导致预付卡的余额也很难赎回,即使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也难以保障自身的权益。
疫情之下,不少门店由于无法营业导致资金不足而被迫关门,原本就存在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同时又暴露出了其他新的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
消费者黄先生于2019年3月份在某舞蹈培训班为其孩子报名了为期一年的舞蹈培训课程,2020年1月由于疫情停课。黄先生向培训班负责人询问后续补课事宜,却被告知学校报名须知中明确表述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原因停课的,不予补课”的规定。那么,按照正常的逻辑,消费者与学校签订了培训合同,支付了培训费用,显然代表了认可该规定。但是如果剩下的课程就因为疫情而取消,显然消费者是不能接受的。黄先生就认为该培训班的做法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遂向当地消保委投诉。
那么,如果你是消保委的工作人员,你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呢?
消保委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认为,培训班有关规定免除自己的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显失公平,要求该经营者予以改正,并积极做好复课、补课安排,及时与学生、家长做好沟通解释工作,该负责人表示接受。
这个事件暴露了有的企业在“预支付”的合约制定方面存在着很不合理的地方,更多时候是有利于商家的“霸王条款”,不利于消费者。另外,不少商家在疫情期间无法营业而失去了资金来源,很有可能本身已经失去了经营的能力,在疫情之后还有可能通过发行高额度的预付卡回笼资金,甚至是有预谋地为了跑路集资,显然可能会又掀起一波预付卡的发行和暴雷的高潮。

可以说, 一次突然其来的疫情,让本就千疮百孔的预付卡更是暴露了其潜在的风险,显得飘摇欲坠。
--那么,疫情之后预付卡到底该何去何从?--
从国家层面出发可能是最好的办法。首先,国家应该重视此次因疫情无法经营而陷入危机的中小企业, 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帮助中小企业度过难关重新恢复生产力,间接地也可以保护“预”消费者的利益,及时止血。其次,疫情客观助力了揭露预付卡的种种问题,国家可以借机完善预支付行业的规范标准。
例如,可以将现有的规定迅速进行类推。在教育部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中规定“每科目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60课时的费用”,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商家一次性收取过高的费用。那么,这样的思想显然可以运用在收费性质相近的行业,比如可以出台“Tony老师每次只能收入不超过20次剪发的费用”的规定,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另外,国家还可以从法规层面让预付卡违约的商家付出更大的代价,从而降低它们有意违约的可能性,包括但不局限于让它们进入黑名单、通过起诉的方式让他们把非法所得“吐”出来。

当然,除去我举出的两个可能的方法,肯定还有很多方式让预付卡得到更好的管理。总而言之,从企业层面来说,积极寻求机会,求助相关机构,尽力度过难关是首要任务,即使无能为力,也要尽可能地履行对消费者的承诺和义务。对“预”消费者来说,也要理解商家的难处,毕竟疫情之下大家都是受害者,尽量多给商家一些理解和宽容,但是对于恶意违约者,也应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利益。
不过,对预付卡的思考不能局限于疫情当下,只关心解决因为疫情带来的预付卡问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预付卡行业存在的弊病。新冠病毒疫情会过去,就像2003年的非典一样,就像100多年前清末民初的鼠疫一样,寻找预付卡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找到适合国情的办法才是预付卡走进良性循环的正道。
其实早在2012年,国家早就颁布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各地区也发布了一些地方性规定,例如上海发布了《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用于管理预付卡的指导,但收效甚微,上海的预付卡发卡企业备案率不足1%。
即使是有相关法规,但规定所带来的效果并不如预期,各种问题依然存在。可以说,预付卡的理论体系并没能真真实实地应用到行业规范的制定中去,也并没有很好地指导相应的规范落地。就目前来说,国内的立法不够健全,预付卡行业的监管主体机制也十分不明确,结果就是“有理论但是无法应用”。
笔者认为从2012《办法》发行之后到2020已经过去了8年,这一行业暴露的问题仍然层出不穷,很有可能是在监管主体的效率上出了问题。针对于预付卡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建立第三方主体管理体系,而相关部门只需要监管这个第三方主体,例如银行,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理由有三:
